1、诱惑侦查的必要性

     鉴于目前犯罪方式日趋先进，手法日趋隐蔽，公安机关收集证据日趋困难，特别是一些重大犯罪，例如贩毒、行贿、组织卖淫、伪造货币、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等无明显被害人而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中，利用传统的一些侦查手法难以将其侦破，因此诱惑侦查的作用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1）是加大打击犯罪力度，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需要

     近几年来，虽然我国总的治安形势较好，但是，一些地方的黑恶势力有所抬头，有组织犯罪有所增加，抢劫、毒品犯罪、贿赂犯罪等大案要案频频发生，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威胁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了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打击黑恶势力，有必要采用一些特殊侦查手段对那些难以查证、难以抓获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加大打击力度，从而有效地遏制这些犯罪的猖獗势头，维护社会稳定。

    （2）是侦破特殊案件的需要

     随着犯罪行为日趋多样化、隐蔽化、组织化和智能化，特别是没有明显被害人的犯罪、贪污贿赂犯罪、制造和贩卖毒品、诈骗、网络犯罪等犯罪的增多，靠被害人和其他人的控告、举报后进行现场勘察、搜查等传统“被动型侦查”方法已经不可能达到侦破案件，捕获嫌疑人的目的。因此，允许侦查机关经过法定程序进行“主动型侦查”，即诱惑侦查，实属必要。

    （3）从我国的刑侦技术看，还远未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侦查手段还比较落后

     如果对侦查人员的侦查方式限制太多、太严，只允许进行“被动型侦查”，不允许进行“主动型侦查”，势必影响打击犯罪的力度，影响对国家、社会利益和公民利益的保护。同时对诱惑侦查的限制，除了对诱惑侦查的适用条件、程序等方面进行限制外，还必须通过制裁实施违法诱惑侦查的有关人员，对违法诱惑侦查所获取的证据加以排除，对违法诱惑侦查的案件不予起诉、不予定罪等办法进行限制。

    2、诱惑侦察的弊端

    由于侦查手段存在的根本意义在于侦查已经发生的犯罪案件，而不是为查明自己‘制造出’的犯罪案件。所以，诱惑侦查本身作为一种侦查手段具有实质上的局限性[5]。而且诱惑侦查偏离了政府职能的方向，与宪政的价值取向相冲突。同时，诱惑侦查的适用对象、范围、批准程序、证据效力的认定、不当圈套法律后果的落实及相关的司法救济在现行刑事诉讼法典及高院、高检司法解释中均未涉及，而诱惑侦查在实践中被广泛运用，尤其在涉毒案件，即使限制也是微不足道的内部把握，诱惑侦查基本处于一种被放任自流的状态，难以不让人认怀疑是法外用权。

    （1）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存在异议

    由于诱惑侦查的对象是已经发生的犯罪，侦查机关为了收集证据破获犯罪而不可避免的参与犯罪甚至是促成犯罪的发生，虽然侦查机关是处于保护社会治安的目的，但是侦查机关明知并且预见了这种犯罪结果，还放任了这种结果的发生，这与《刑法》第十四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有所冲突。例如，在1969年美国的拉塞尔贩毒案中，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就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美国联邦麻醉药品与危险药品调查局的调查人员琼·夏皮罗，他来到本案被告人拉塞尔的家，告诉被告拉塞尔和同伙康那利，他所代表的组织对苯丙胺的制造与销售极感兴趣。夏皮罗还向被告允诺提供一种生产苯丙胺的关键化学制剂丙酮，条件是制造出来的一半苯丙胺归其所有。在谈话中，被告伙同康那利透露他们从１９６９年５月便开始制造该种毒品，至今已制造了３磅。 经过一番部署后，夏皮罗于９月９日回到康那利的房子，提供了１００克的丙酮，并观看了制毒过程。后夏皮罗按约得到一半的毒品，对另一半，夏皮罗又提出购买要求，拉塞尔同意，以６０美元成交。对此案，美国的地方法院和上诉法院作出了不同的判决， 而美国最高法院支持了地方法院的有罪判决，但我觉得上诉法院的两个无罪理由值得我们借鉴，第一个理由是若政府官员为被告提供了违禁品，则不论被告是否有先前犯意，警察圈套辩护得予确认。第二个理由是政府的调查员介入犯罪是如此之深，以致对该罪的指控，已不能容于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上诉法院认为，这两个理由的实质是一样的，只是表达方式不同。总之，这两个理由都是基于基本的政党程序理念，表明司法界不想鼓励“过分热忱的执法者”。

    （2）在价值取向上有所偏失

     由于诱惑侦查作为实现打击犯罪手段的有效性，忽视、隐盖了其作为刑事审判前程序的“不当性”， 其结果必然是诱惑侦查为达到惩罚犯罪的目的而不择手段，为解决一社会矛盾而引起更广更深的另一社会矛盾，为追求所谓的安全秩序而实际上造成了不稳定的非秩序状态，激化民众对政府的仇视。同时，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因其获取证据的不当性，使审判实践陷入两难，一方面，被告人犯罪是在警察激情表演诱惑下构成的，因证据的获取违反我国刑诉法的规定而被宣布无效或成为合理抗辩的理由；另一方面，被告人的行为已触犯刑律，若因证据获得的程序的不当性而被宣告无罪，暴露无遗的社会危害性又与我国打击犯罪的精神相悖，负面影响是可想而知的。例如现在很多律师就是以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它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作为被告人的无罪辩护理由。

    （3）可能会损害被告人的合法劝益，使本来罪轻的被告人被诱惑犯重罪并被判以重刑，影响司法的公正性

     在侦查中被告人的犯意是由警察的诱惑而产生，因而诱惑侦查对被告人的定罪的实体构成要件的重要的方面——主观要件形成起人为的改变或阻却作用，使得定罪量刑存在重大的瑕疵。“‘浪子回头的心愿可能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其结果是：行为人被从犯罪预备硬推到犯罪着手，从犯罪着手硬推到犯罪未遂或既遂，预备中的中止与实行中的中止在被诱惑者的视野中消失了。”[6] 例如在1997年广州的一宗贩毒案中，当时的被告人手上有25克的毒品正准备出售，但由于公安机关假扮的买家需要50克，因此被告就去别处再买来了25克，结果在交易的过程中给公安机关当场捉获，结果给判了死刑。

    （4）有可能使侦查机关和人员陷入道德困境

     法律和司法伦理都要求侦查机关和人员正大光明，正当合法地开展侦查活动、收集证据、抓捕罪犯，而不应当采用非正当方法，包括诱惑侦查方法，尤其禁止对嫌疑人采取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获得口供。当侦查人员布下陷阱，诱人犯罪或诱惑罪轻的人犯重罪时，会使公众或嫌疑人对侦查人员高大、公正、诚实、守信用的形象产生疑惑。而且公民仅仅因为人性固有的弱点而成为打击犯罪的牺牲品，本来就十分孱弱的 “孤立个人”更加诚惶诚恐、防不胜防，使其陷入不得不以弱者的正义呼唤来促进法治化进程的轮回。

    （5）诱惑侦查一味迷恋惩罚犯罪，是一项“收效甚微乃至负值的司法资源耗费活动，而且有可能妨碍采用正当、合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效率

     诱惑侦查因获得证据的途径不当性常常会导致被告人无罪释放，无功而返与艰辛的付出难以匹配。“那些本来能够而且应该用来降低国家高犯罪率的资源，却用在几乎没有任何社会效果的先诱导犯罪接着进行惩罚的活动中”[7]；同时诱惑侦查手段的不当性，极易造成冤假错案，陷入“制造错案，国家赔偿”的怪圈，必然浪费本来就十分稀缺的司法资源，增加诉讼参与者的利益冲突。诱惑侦查制度的设计中天生的功利性决定了其在价值的取向中更侧重于经济效益，往往为达到快速破案，把资源消耗降到最低的目的，忽视司法程序的公正，摒弃伦理效益。因诱惑侦查违法取证而导致错误的刑事判决和刑事处罚，耗费的不仅仅是法律实施过程中的司法资源，更重要的是造成了道德成本的无形耗费。一旦背离了伦理道德，违反了程序正义，“最大的效率也就意味着最多的司法暴行”。并且按照程序公正的要求，对付狡诈的犯罪分子归根结底要依靠具备良好素质，并掌握现代先进科学技术手段的侦查人员，依法正当地进行侦查活动。过多地依靠诱惑侦查会影响采用正当合法方法查获犯罪的效率与努力。